年尾的某天早上，母亲打来电话说，她和父亲都发烧了，伴有喉咙痛，把我惊出一身冷汗——别是染上“奥密克戎”了。带了点退烧药、鸡蛋、牛奶和荤菜，即刻动身回去。

老宅大门紧闭。欲敲门，手机响了，接听，是母亲沙哑的声音，伴着一两声咳嗽：“老二，我们隔窗说话吧，这病传染。”移动脚步，见母亲站在客堂的南窗，手机贴着脸颊，鼻尖擦着玻璃，说话呼出的热气，让她的脸时而清澈，时而模糊。

就这样，母子隔着窗，用手机对话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母亲近在咫尺：一张苍白褶皱的脸，如霜冻的白菜最外的那层。一头稀松蓬乱的白发如黄昏萎靡的炊烟。整个状态，就像一只无精打采的煨灶猫。

从没这样近距离地端详过我的母亲，眼前的玻璃，更像一块放大镜，让每一缕迟钝的目光，每一道衰老的皱纹，都显得格外的清晰、逼真。印象中，母亲的样子，一直是老房子时期的版本，似乎从未更新。而眼前的她，的确更老了，老得那么具体，那么深刻。一种措手不及的心疼，透过玻璃，沉重地砸在我的胸腔。

老房子，不是乡下的老宅，而是妻子单位货币分房分在南桥镇上的一套公寓房。婚后3年后拿的钥匙。1994年，老房子是全新的，装修也是，两室一厅，75平米，两卧室都朝南，满足了我与妻子多年以来“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”的梦想。

正式住进老房子，女儿只有三岁，成天嚷嚷着要回家。我说：“这就是家啊，是我们的新家。”女儿不听，仍哭闹，仍要回乡下的老家。无奈，我把母亲从老宅接来新家。看到那张无比熟悉的脸，女儿哭得更厉害了，扑进她的怀里说：“奶奶，我们回家吧。”拉起奶奶粗糙的手指，往门外扯。

母亲什么也没有说，抱起孙女就唱：“咚咚咚，外头啥人？张伯伯，李婶婶，来做啥？来讨只花面小狗……”只一会儿，女儿便破涕为笑了。房子虽然陌生，可儿歌却是熟悉的，奶奶的笑脸却是熟悉的。有了奶奶的陪伴，女儿渐渐忘了“回家”的事。仿佛奶奶在哪，家就在哪。

那时，母亲只有五十出头，接送孩子，抹桌拖地，卖菜做饭，她全包了。与妻子的手艺相比，母亲做的菜的确不太讲究色香味，用三弟的话说，总跳不出农家菜的套路。可就是这些大蒜干丝、毛豆烧鱼、落苏煎蛋等，却吸引着全家人的胃口。当时，大哥和三弟刚从农场的体制内“跳槽”，在南桥镇开了一家广告公司。创业阶段总是最忙最辛苦的，少有时间烧饭做菜。母亲便一个电话打到他们公司：“老大老三，来老二家里吃饭吧，妈都烧好了。”时间久了，就不打电话了，每顿晚饭，大哥和三弟总会来我家里吃，边吃边聊家常。直到肚子填饱了，天色暗了，才开着摩托离开老房子，回他们远在海边农场的家里。直到现在，兄弟相聚，还经常会聊起一家人在老房子聚餐时的温暖时光，感慨母亲在哪，家就在哪。

此时，我与母亲隔窗相望，玻璃的反光里，仍幻化着母亲在老房子里忙碌的身影，而眼前的玻璃，把曾经的一切都挡在了三十年前以外。窗子里站着的，再也不是老房子里那个年轻、勤快的母亲了。

老房子是2004年卖掉的，是我刚调去浦东工作，要在浦东购房，钱不够，便把老房子卖了，垫进去的。我不知道与老房子还有什么未了的情节，经常会想起它，梦见它，有时会骑着哈罗单车去看望它。在寂静的星月下，我看见老房子亮着的窗口雾茫茫的，如弃儿幽怨的目光。恍惚间，感觉我把自己一大截的生命弃在那里了，把三岁时的女儿弃在那里了，把只有五十出头的母亲弃在哪里了。

父亲退烧时，母亲仍低烧不止，必须送医院救治。区中医院，挂急诊、门诊的病者排成长龙，给母亲治病，成了难题。可我还是给大哥打了电话，没等我开口，大哥便说：“老二，老妈的病拖不起的，你还没阳，我与三弟都阳过了，把老妈交给我们吧。”就这样，大哥和三弟轮着把母亲接出来，给她挂号、化验、做CT、配药、吊水。每个项目都要排长队，光排队的时间加起来，每天都要超过十小时。为让母亲少受点罪，大哥代母亲排队，三弟则把母亲安顿在他家里，快排到时，再送她到医院。等吊好水，送母亲回老宅，往往已是夜里十点多了。连续六天，天天如此。

那天，夜已深，大哥打来电话：“老二，你放心，我把老妈安全送到家了。医生说，她已无大碍了，明天开始，可以在家静养了……”

挂断大哥的电话，我独自来到阳台的窗前，玻璃上，有暖气凝成的水珠，缓缓落下，如我这段时间一直悬着的心。隔窗远眺，城市的灯火已经稀落。远远地，我看见一盏灯，亮在三十年前的老房子里。灯光下，一家人围着一桌母亲做的农家菜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，聊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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